第三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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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过去喜欢,现在仍然喜欢遣词造句,让词看上去显得羞涩而愚蠢,用双关语将词串联起来,将词兜底翻个个儿,然后下意识地将它们生造出来。这种庄严中的调侃是什么呢?这种激情中的屁话是什么呢?上帝和魔鬼是怎么结合在一起而成为一只活狗的呢?

“什么太暗?”丽迪亚问,抬起眼睛,用手指指着读到的地方。

“哦,”我说,“不光是这个,整个城市生活都叫我厌烦得要死。”

“猜一猜:我的第一是那响声,我的第二是那惊叹号,当世界上没有了我之后,我的第三将附在我身上;我的整个儿是我的毁灭。”

“我愿和你住在任何地方,赫尔曼。我们会叫阿德利安也来的,也许还买上一条极大的狗。”

现在,亲爱的读者,让我们想象在一个一般的房子六楼一个狭小的办公室。打字员走了;我一个人待着。窗户里出现了飘浮着云朵的天空。墙上,一个日历显示一个黑色的九,像一头公牛的舌:九月九日。桌上躺着时日的忧虑(以债主的信为伪装),在这些忧虑中兀立着一个象征性的空空如也的巧克力盒子,还有背叛了我的穿紫色衣服的女人。周围阒无一人。我掀开打字机的罩子。一切都静悄悄的。在我袖珍日记本里(从此以后毁掉了),一个半文盲的人写的一个地址。通过那令人发抖的棱镜,我能见到一撮紧皱的蜡般的眉毛,一只肮脏的耳朵;低垂着头,一朵紫罗兰从一个纽扣孔垂下来;一只指甲脏兮兮的手抓着我的银杆铅笔。

天空晴朗而冷冽,狂风肆虐,毫无减弱的意思;我窗下的冬青树左右摇摆,匹格南路上邮差往后倒走着,死劲抓着他的帽子。我的不安增加了……

跋涉了一小时,我走出森林,来到了乡间道路。沿着这条路,我又走了一小时,便到了埃肯伯格。我乘上了一辆慢车。我回到了柏林。

不,这是一个愚蠢的念头:他并不总是在流浪。也许哪个脏兮兮的富农会再需要个短工;也许哪个残暴的磨坊主会需要个帮手。我自己从来没当过流浪汉,过去不能——现在也不能——在我心灵的幕上将他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。我最想描述的是,五月的一个上午他在布拉格附近一片枯萎的草地上所获得的印象。他醒来了。在他身旁坐着一位衣着讲究的绅士,注视着他。一个快乐的念头闪过:也许会给我一支烟抽。原来是一个德国人。不断地(也许他脑袋有问题吧?)用他随身带的小镜子对着我;相当恼人。我猜想是关于相像的问题。得,我思忖,随它去吧,什么相像不相像。跟我毫无关系。也许他会给我个轻松的活儿干。问我的地址。天晓得由此会发生什么。

奥洛维乌斯的近视近乎一种傻气,他尽量凑近画,将眼镜往额头上推去(他为什么要戴眼镜呢?它们只是一种妨碍),半张着嘴,纹丝不动地站在那儿,对着画喘气,仿佛他要把它一口吃掉似的。“现代风格,”他以厌恶的口气滔滔不绝地说,将画传给下一个人,那人也开始用同样的一本正经的样子端详起画来,虽然这只是一幅普通的印刷画,每一个柏林家庭都会有的画:《死亡之岛》。

“你看上去劳累过度了,赫尔曼;八月,我们到海边去。”

这种版本的特点是相当明显的:一方面,它清晰明了,当一个人写作时,他处于一种固定的状态;他不仅仅是一个伏在稿纸上的精灵。当他沉思和写作时,在他周围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;比方说,这风,这路上飞扬的尘土,我从窗户都看见了(现在邮差转过身来了,深躬着身子,顶着风艰难地往前走着)。这第一版本是一个很好的让人精神为之一爽的版本;它允许读者舒缓一下,并传达个人的感受;这样,生活就趋向了故事——特别当这第一人称就像其他人物一样是杜撰的。嗯,问题是:这是写作行当的骗术,那些以写小说为生的商人手里老掉牙的破玩意儿,不适合我,因为我必须是严格的忠实的。所以,我们再看第二种版本,它很快就描写一个新的人物,这样来开始这一章:

同时……(不断的逗引人的逗点,逗点,逗点。)

在大戟草丛中,我发现了车轮的痕迹——我的车轮的痕迹,我们好几回开车经过这儿。我穿着打高尔夫球时穿的灯笼裤,或者如德国人称谓的“喇叭裤”。我走进了森林。我在我和我妻子有一次等待阿德利安的地方停下来。在那儿我抽了一支烟。我瞧着那喷吐出的缕缕青烟,缓缓地在空中伸展开来,仿佛被一个魔鬼的手指席卷起来,然后便消散得无影无踪了。我感到喉咙里一阵抽搐。我走到湖畔,在沙粒中发现被揉皱了的黑色和橘黄色的胶卷包装纸片(丽迪亚一直在给我们拍照)。我沿湖的南端转了一圈,然后穿过浓密的松树林径自往东走去。

勇敢,嘲弄一切,但内心痛苦(哦,我的灵魂,你能不点亮你的灯吗?),从你的上帝的门廊和上帝的果园为什么要前往大地和黑夜呢?

和一个嫖妓的人打赌赢来的脏钱使我拥有了一支左轮手枪;我在林中白杨树树干上用粉笔画丑陋的尖叫的白脸,然后,用手枪一个一个地把这些混蛋毙了。

战争期间,正如我已经提到的,我在离阿斯特拉罕不远的一个渔村里闷闷不乐地度日,要不是书,我真怀疑我能否熬过那些糟糕的岁月。

谈到文学,我没有什么不明白的。文学一直是我的兴趣所在。当我还是小孩时,我就赋诗,编织情节曲折的小说。我从不偷北俄罗斯农庄庄主温室里的桃子,我父亲是他的管家。我从不活埋猫。我从不扭比我弱的伙伴的手臂;但,正如我说的,我以绝对的决断赋深奥的诗和编织情节曲折的故事,毫无理由地讽刺我们家认识的人。但是我不将这些故事写下来,我也不告诉别人。我没有一天不说谎话。我激情地忘我地说谎,就像夜莺吟唱,沉浸在自己创造的新生活的和谐里。就为了这些甜美的谎话,我母亲打了我耳光,我父亲用牛筋鞭抽我。那一点儿也不会让我难受;正相反,那反而使我的幻想更为丰富。当耳根还在发热,屁股还在发烫时,我会趴在果园高高的芦苇中,吹口哨,编织幻梦。

至于我的肖像画,他一直顽强地坚持着画到八月,在那个月,由于他不能用炭笔老老实实地苦苦地画,便换上了小巧而奸诈的蜡笔。我做出了时间限制:他完成画的日子。终于有一天画装上了散发梨汁香味儿的画框,丽迪亚给阿德利安二十德国马克,为了显得优雅,她将钱装进了一个信封。那晚我们有客人,奥洛维乌斯也在,我们大家都站着在惊叹;惊叹什么?惊叹我的令人厌恶和恐怖的脸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给我的脸颊描上水果色的光彩;那脸颊就像死人般苍白。瞧上去,压根儿就没有相像的地方!譬如说,那眼角的绯红点儿,或者那翘起的张牙舞爪的嘴唇下面露出一点儿的上犬牙,多么可笑啊。所有这些——在一个壮阔的背景下,暗示着可能是几何图形或者绞刑架……

十六岁上,我还在读书时,我比以往更勤地前往一家快乐而随意的妓院;在体验了所有七个姑娘之后,我将兴趣集注在胖胖的圆鼓鼓的波莉姆尼亚身上,我常常和她在果园的一张潮湿的桌上喝不少起泡沫的啤酒——我简直太喜欢果园了。

对于他,“沉”就是“难”,德国人就是这么说的;他所说的俄语含有浓重的日耳曼口音。

“很快就会像的,”阿德利安答道。“我要去掉这鼻孔,会像的。今天下午光线太暗。”

我的生活一团糟,但我还在这儿逗乐,变幻着聪明的细节描绘手法,玩弄着令人亲切的代词“我们”,向旅游者、农舍的主人、自然的爱好者、绿蓝斑斓的迷人的色彩眨眼睛。请对我有一点儿耐心,我的读者。我们马上要做的徒步旅行将给你丰厚的回报。这些与读者的对话也太愚蠢了。戏剧旁白。意味深长的嘘声:“轻一点儿!有人来了……”

她无法在黑暗中见到我的脸。一会儿,她继续说:

那次的徒步旅行。公共汽车在黄杆儿处把我放下。三个穿着圆点花纹黑衣服的老女人上了车,公共汽车又开上了它的固有的路;一个穿丝绒背心的人,手里拿着镰刀,包在麻袋布里;一个小姑娘扛着一个大包裹;一个男人,尽管天那么热,却还穿着大衣,膝盖上放着一个瞧上去沉甸甸的旅行袋:很可能是一个兽医。

我们将怎么开始这一章呢?我提供不同的版本以供选择。第一个版本(这在作者或者替身作者使用第一人称叙述体写小说时经常用的):

奥洛维乌斯不快乐。

我在森林里进行了好几次这种单调的跋涉,从没见一个人影。阴沉,深深的沉寂。湖畔的土地根本销售不出去;事实上,整个事情进行得非常糟糕。当我们三人每每在那儿游泳时,整个一天我们完全处于孤独之中,如果身体有这个欲望的话,我们可以赤裸裸地游泳;这使我想起,有一次,在我的命令下,吓得半死的丽迪亚脱掉了她的游泳衣,脸上泛着漂亮的红晕,神经质地咯咯笑着,光溜着身子(她肥肥的大腿紧紧地夹在一起,几乎站不住)站着让阿德利安画肖像画,而阿德利安突然为什么事发起火来,也许是因为自己缺乏才能,他突然停止了作画,走了开去,去寻找可食用的伞菌了。

“一点儿也不像,”丽迪亚说,尽管没有将眼睛移开书本。

他俯身向我,用相当严肃的口气说:

现在,我们到了最精彩的部分。前面已经提到埃肯伯格车站,从科尼格斯道夫东行便到了那儿。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技术问题:一个人能否从阿德利安的湖区徒步走到科尼格斯道夫?回答是:能。我们应该从湖的南面绕过去,通过森林往东走。在森林里走十公里路,我们遇上一条乡间小巷,一头通向不知什么地方,那儿有农舍,姑且不去管它们,而另一头则通向埃肯伯格。

对我来说,和他的公司签协议,说来怪怪的,既模模糊糊而又毫无意义。就在那个时候,我变得非常消沉,沉默寡言,恍恍惚惚;即使我的极不善于观察的妻子也觉察到我的变化——特别是在那严重的意识分裂之后,做爱也成了我一件乏味的日常差使了。有一次,在半夜(我们都醒着躺在床上,尽管大开着窗户,卧室里还是闷热异常),她说:

我又转身,这次是仰卧着,仿佛通过一块黑色的玻璃,看见我上面是一片漆成蓝黑色的天空,在黑檀树树丛之间的一片天空,两边的黑檀树在缓缓退去;但当我扑面躺着时,我瞧见一条乡下道路的卵石和土在我下面移动,掉落的干草屑,一辆生锈的手推车,装满了雨水,在那风吹起涟漪的小水塘里有我的滑稽的脸相;我惊讶地发现那张脸没有眼睛。

一星期后,我请他吃饭。他将餐巾的一角斜塞进领子里。喝汤时,他表达了对政治动向的不满。丽迪亚快活地问他是否会打仗,和谁打仗?他从镜片上面瞧了她一眼(这多少就像你在本章开头时遇上的一瞥),沉默了一会儿,最后答道:“说起来挺沉,但我想最好别去想战争。当我年轻时,我只想最好的事情。”(他将“好”说成“害虫”,将用嘴唇发的辅音发得那么重浊。)“我一直这么想。对于我,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乐观。”

“嗯——你猜不出吗?”

“改变生活,”丽迪亚说。

“嗯,她不再住在那儿了,跟她嫁的法国老头到尼斯去了。他们在那儿有一座农庄。”

丽迪亚也在,蜷曲地坐在一把藤椅里,手里拿本书读;一个掐了一半的烟蒂(她从不将烟蒂掐灭)从烟灰缸中以顽强的生命力冒出一缕细细直直的青烟,时不时微微的风会让青烟低垂、颤动起来,然后又回复到往常直直细细的一缕。

我记得,我摆脱了那麻木不仁的状态,将那小本儿放回我的口袋,拿出钥匙,正准备锁上门离去——正准备离去,但在过道里停住了,心怦怦直跳……不,不可能离去……我回到房中,在窗户旁站了一会儿,瞧着对面的房子。那儿灯已经亮了,照着账本,一个穿黑色衣服的男子,一手搭在背后,正来回踱步,可能在给一位我看不见的打字员口述什么。他时不时出现在我眼前,有一次,他甚至在窗户那儿停下来思考什么,然后,又转过身去,做口述,口述,口述。

我那笨蛋妻子已经睡着了。我闭上眼睛,转过身去,也想睡着;但不能。在黝黑中,出现了菲利克斯,下巴突出来,眼睛逼视着我,径自向我走来。当他靠近我时,他化掉了,我在我面前所见的只是他走来的那条漫长的空旷的大路。然后,在远处,出现了一个影子,一个人的身影,拿他的手杖敲打路边每一棵树干;他越走越近,我试图想看清他的脸……哦,下巴突出来,眼睛逼视着我——但是,他一靠近我,像原先一样消失了,或者更贴切地说,他似乎进入了我的身子,然后,穿了过去,仿佛我是一个影子似的;然后,正如期望的那样,那条大路伸展在眼前,又出现了那身影,那是他。

有好几年,我被一个非常独特的、非常糟糕的梦所困扰:我梦见我站在一个长长的走廊的中间,走廊的远处有一扇门,我心中充满了欲望,但不敢走去打开它,最终还是去了,打开了它;但马上惊叫着醒了,在那儿,我看到了不可想象的可怕的东西;也就是说,一间完全空荡荡的刚刷白的房间。就是这些,但却是那么可怕,我简直不能自已;有一个晚上,一张椅子和椅子拖曳的影子出现在空洞无物的房间里——那不是最初放置的家具,而好像是有人拿来爬高,安装布帘的,既然我知道我会遇到什么人,第二次我就拿上锤子,嘴里放了一口的铁钉,喷吐着将它们赶出去,从此再也没有开过那扇门。

我自己的,自己的!这是我年轻时对我喜爱的没有意义的声音做的试验,这是与我共饮啤酒的情人——或者在波罗的海地区所说的“傍肩儿”所激发的诗……现在,我想知道一件事:那时,我是否具有所谓的犯罪倾向?我阴暗而沉闷的青春期是否制造出了一个天才的违法分子?或者说,我也许只是行走在我梦里普通的回廊上,发现房间空空如也,我时不时惊叫起来,然后在一个难忘的日子,发现房间不再是空荡荡的了?是的,在那时,一切都得到阐释,一切都合法化了——在此之前,我渴望去打开那扇门,我所玩的那些奇怪的游戏,我对虚伪的追求,对胡编谎话的喜好,都显得漫无目的。赫尔曼发现了他的另一个自我。正如我有此荣幸告诉你的,这发生在五月九日;七月,我访问了奥洛维乌斯。

黑暗中传来哈哈大笑声:“是你看来我们两人完全相像,你这老酒鬼。”

“告诉我,”我问她,“你喜欢我们住在一个安静而充满阳光的偏僻地方吗?如果我从生意场上退下来,你不认为对你是一种享受吗?比方说,像那种令人尊敬的靠债券利息生活的人,呃?”

这章开头的第二个版本是非常流行而有力的——但是太精致了,而且我也觉得对于羞涩忧郁的奥洛维乌斯来说,这样生气勃勃地开一章之头不太合适。我现在给你看我的第三个版本。

“改变生活,而不是休息,”我说,佯装叹了一口气。

“按你的职业来说,要乐观再容易不过了,”我微笑着说。

一个夜半的行人走过。砰!然后再是一声:砰!他大概在用手杖敲打路灯的柱子。

沉默。

“是。”

他伸开手拿着那张画着我的炭画,低头这样瞧那样瞧。他常常来,我们一般坐在阳台上。我现在有足够的闲暇了:我觉得我应该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假日休息休息了。

读者,让我在这儿打断一下,因为在那个夏季我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值得你的注意。我一方面向你抱歉我的故事杂乱无章,另一方面我要重申,不是我在写,而是我的记忆,我的记忆自有它自己的任性和规则。所以,瞧我又到阿德利安湖边的森林中来徜徉了;这次我是独个儿来的,没有开车,而是坐火车(从科尼格斯道夫)和公共汽车(从那黄广告杆儿)来的。

太无情了!我打开灯,坐下,手按着我的脑门。突然,电话铃发疯般响了起来;但那是一个打错了的电话——电话号码拨错了。一切又恢复了沉寂,除了雨滴的淅沥声在催促着夜晚的来临。

她打了一个哈欠。

没料到,晚饭结束时送来了盛在杯子里的茶。因为莫名的理由,丽迪亚觉得这样来结束一顿饭是非常聪明而适当的。无论如何,奥洛维乌斯是满意的。带着一种沉思而忧伤的表情,他给我们讲他住在杰尔普特的老母亲,举起茶杯,像德国人通常做的那样,将杯子里的残茶晃一晃——也就是说,不用调羹,而是靠手腕转圈的力量——这样,不会浪费沉在杯底的糖。

“我总是最后才画上眼睛,”阿德利安自我赞许地说。

“瞧瞧爱丽莎姨——你知道我那个住在法国匹格南的姨,不是有匹格南这个镇吗,是不是?”

我做出的、现在正在迅速执行的决定得到他完全的支持,何况我正在依顺的是他的一个旧日的劝告。

我转身到另一边,有一会儿,一切都黑暗而平和,没有任何干扰的黝黑;渐渐地,一条路呈现出来:同样的路,但倒了个个儿;陡然间,在我的面前,出现了一个人的后脑勺和他肩膀上的背包,仿佛是从我身上分离出来的似的;他的身影渐渐地变小,他走远了,远了,一刹那间消失了……突然间,他停住了,往回望,沿着原来的步子走回来,这样,他的脸越来越清晰;那是我的脸。

……在被太阳烤焦的路上跋涉,只要苹果树弯曲的粉刷过的树干沿着公路大步而来,他们就尽量在树阴底下走……

不过,没必要旅行到那么远的地方去;我们在科尼格斯道夫下车。由于铁路弯向了东方,与它并行的主路分岔开去,独自往北延伸,直奔瓦达村(我左手大拇指的指甲)。每天有三班车来往于科尼格斯道夫和瓦达之间(十七公里);顺便说一句,正是在瓦达村,地产公司设立了它的总部;一座油漆得喜气洋洋的亭子,一面彩旗飘扬,无数黄色的路标:比方说,有一根指向“沐浴沙滩”,但根本就没有沙滩可言——瓦达湖的边上只有一块沼泽地;另一根指向“赌场”,但赌场也根本没有,只有一座看上去像临时帐篷的东西,里面有一个刚建立的咖啡摊;还有一根邀请你到“体育场”,在那儿,你肯定会发现刚竖起的复杂的体操用的玩意儿,有点像绞刑架,但也许还没有任何人使用这些玩意儿,只有一个村里的顽童在瞎玩,脑袋朝下,露出了屁股上的补丁;周围所有的方向都是地皮;有的卖了一半,星期日,你可以看到穿着游泳裤、戴牛角边眼镜的胖男人在认认真真地建造最原始的带有凉台的平房;有些地方,你甚至于可以看到刚种上的花卉,或者一座粉红色的厕所,厕所边上种着爬藤的玫瑰。

“得,不幸的是我们哪儿也去不了。实际上,我破产了。我想,那巧克力生意将要被清算了。”

后来:一个温暖的漆黑的夜晚在一个谷仓里的对话:“听我说,那是个怪人,那家伙我有一天见过。他认为我们两人一模一样。”

“我的巧克力生意完蛋了,娘儿们,”说完我也打了一个哈欠。

当他不快乐、忧虑,或者对答案茫然不知时,他习惯于用手去拉他左耳长长的、围着一圈柔软短毛的耳根;然后,他还会去拉一下他右耳长长的耳根,以避免妒忌,从他那朴实无华的、老实人才使用的眼镜上瞧着你,沉默好长时间,终于答道:“说起来挺沉,但我——”

在学校俄文作文中,我总是得最低的分,因为我对俄国和外国经典作品自有一套自己的想法;譬如,用自己的话重编《奥赛罗》情节时,我便将那个摩尔人写成一个多疑的人,将苔丝德蒙娜写成一个不忠的人。

我们不会到瓦达那么远的地方去,乘公共汽车在科尼格斯道夫以外十公里,右手一根孤零零的黄色杆儿处下车。在公路东边,地图显示一大片标上点儿的地方:那是森林;在那儿,在森林的中心就是我们游泳的小湖,湖的西岸,像扑克牌一样扇形张开的是十几块地皮,其中只有一块是卖掉的(那是阿德利安的——如果你能说这是卖掉的话)。

在这儿,引来了另一个文学技巧:模仿外国小说,而外国小说也是模仿来的,描写流浪汉快乐的生活,将他们描绘成善良的人。(我想,我使用的技巧将这一切融合了点儿吧。)

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,”丽迪亚低声说,“你必须休息,就那样。”

从阿德利安一天留在我们阳台上的郊区地图上看,这地方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。让我们假设我在我面前展示这张地图;柏林城在图外的位置,想象在我的左肘旁边。在地图的西南角上,有一条铁路,像一条黑白相间的标尺,往北延伸,抽象地说,从柏林沿着我的袖管往袖口前行。我的手表是科尼格斯道夫,在那以外,黑白相间的丝带线转了个弯往东延伸,然后是另一个圈(我短大衣的下面的扣子):埃肯伯格。

我是在莫斯科(在经历了该诅咒的闹闹嚷嚷的内部纠纷之后,我神奇般地到达了那里)一所公寓里初次遇见丽迪亚的,那公寓属于我偶然认识的一个熟人,我住在那儿。他是列特人,沉默寡言,方脸,脸色白皙,平顶头,目光冰冷。他的职业本是拉丁语教师,但后来钻营成了重要的苏联官员。命运把几个素不相识的人塞进了这些住所,在那儿住着丽迪亚的另一个表哥,阿德利安的哥哥伊诺森,在我们分手之后,他不知因为什么理由被处决了。(老实说,这些叙述在第一章的开头写比在第三章的开头写要合适多了。)

在旧日的时光,电影,也即影片儿,非常喜欢使用这种延宕的方法。你看见主人公做这做那,同时……逗点——镜头就摇向了乡间。同时……另起一段。

“但正是悲观主义给了我们顾客。”

传来一辆过路汽车的平稳的咝咝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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